但是，在党政融合机构直接以党的名义对外行使权力时，政的名义要素就难以证成。

[77]该三项内容均属典型的给付行政。给付判决系行政诉讼法修改后新增的判决类型，新增这一判决类型的背后，必然隐含了立法者在更深层面的考量。

司法实务中，拖延履行常被解释为拖延履行不具有正当理由。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可以限定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仍无涉及。同样的，这种区分也存在于给付类判决内部。司法实践中，给付判决亦多为实体性裁判。在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体系下，合法性审查与监督行政所对应的低强度审查模式相吻合。

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仍处在变革与踟蹰之中，需要不断调试。其次，法定职责已包含各种类型的行为给付。(2)无偿合同债务人的注意义务标准较低，仅需尽一般人所应尽的注意即无重大过失便可免责，合同法不要求其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42)信息主体一旦拥有财产权，就能恢复其在信息利用过程中丧失的控制力，并能自由决定何时放弃自己的利益以及放弃个人信息的最低阈值。但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并非是在做慈善，它们的目的仍然是营利。20世纪90年代，OECD所提出的经设计隐私(Privacy by Design，PbD)理念在反思技术创新与隐私保护的关系后，把隐私主动地嵌入数据开发与挖掘技术、商业操作、网络架构中，把隐私保护看作是数据资源利用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不是依从性问题。在一项对浏览量位列前75位网站的研究中，研究者估算：如果所有的美国用户逐字逐句地阅读网站的隐私政策，一年损失的机会成本大概是7810亿美元。

事实上，它早在2016年就初露端倪。(38)在上述规则的基础上，2018年5月25日生效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进一步扩充了个人的信息控制权，包括明确界定知情同意的行为内涵，细化查阅权和删除权、反对权以及免受自动化决定权，增设了可携带权和被遗忘权。

要知道，后者提价只不过区区50欧分。同时，已收集信息的使用亦应遵守严格的限制，包括但不限于不得用于广告营销、用户画像、自动化决策、二次利用或其他目的。当时，美国参议员Elizabeth Warren就网络服务运营商(ISP)开展的折扣计划致信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Tom Wheeler，呼吁其禁止不平等收集个人数据的折扣活动。我国《合同法》第374条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由于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有限，他们不得不在为个人信息付费和支付食品或上班所需的公共交通之间作出选择。正如Facebook信息泄露事件所展现的，分散的、琐碎的、表面看来无害的个人信息一旦被汇聚和分析，就可能刻画出我们敏感的、不愿人知的个人信息，对其使用会造成不可预期的后果。(30)沈建峰：《一般人格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三是面向隐私敏感人士的个人信息保护增强型收费服务，用户额外支付金钱取得更多的对自己的数据之控制权。

但是也要认识到，这一模式往往会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过分索取用户的个人信息作为进行生产经营的战略资源或用作为进行交易的数据财产而损坏用户的个人信息权益。在此意义上，双重模式摈弃了额外创设财产权的二元保护路径，而试图扩张既有人格权的内涵，使之同时包含经济价值，以期积极发挥财产损害赔偿的作用，令侵权人同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与财产损害赔偿责任，实现对信息主体的充分救济。

对于这些人，付费模式拓展了他们的选择权。(56)不过，为了遵守我国《网络安全法》的实名制规定，可以引入用户真实身份可查验制度。

正如Google首席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Ronald Varian)在《信息规则》一书中所指出的，信息产品的生产成本很高，但复制成本极低。在该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阐明《基本法》第1条第1款和第2条第1款中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之意蕴，明确提出个人信息自决权。注意力由此成为比金钱更有价值的货币。(12)例如，英国《个人数据保护法》(1998年)规定，数据控制者只有在获得数据主体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收集和处理个人数据。(31)谢远扬：《信息论视角下个人信息的价值——兼对隐私权保护模式的检讨》，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3期。正是因为洞见到传统人格权进路的缺陷，从美国学者Alan Westin到网络法的奠基人劳伦斯·莱斯格，均转而主张一种基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

而如何协调不同人群利益和兴趣的多样性，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各取所需而又避免和减少可能的冲突，则依赖于法治的智慧。参见方禹：《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用户同意规则：问题与解决》，载《网络信息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

(37) 3.个人信息控制权的制度回应 在网络社会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浪潮下，国际组织纷纷创设了以个人信息控制权为中心的保护原则，从20世纪80年代OECD的《隐私保护与个人信息跨境流通指导原则》到1995年《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再到2004年《APEC隐私权保护原则》，均反映出强化个人信息控制权的立法趋势。并且，无论信息产品能否最终成功，大部分成本都是无法挽回的沉没成本(sunk cost)。

(23)这一计划给消费者提供了两种选择，其既可以支付更高的费用以避免数据收集和有针对性的广告，也可以同意这些折扣活动，并享受上网折扣。2014年3月，德国学者尼古拉·严奇做了一个实验，让443名学生到网站上购买两家影院提供的电影票，在票价一致的情况下，其中一家声称需获取用户的电子邮箱以发送广告，于是另一家获得了62％的销售额，但当后者提升票价后，前者立马获得87％的销售额，即使它依旧发送广告。

(二)个别付费模式的兴起 鉴于普遍免费模式对个人信息保护不力，同时考虑到数据支付和金钱支付的等价性，我们尝试着引入一种新的机制设计，即个别付费模式，由此形成与普遍免费模式并行的双重结构。④[美]托马斯·达文波特、[美]约翰·贝克：《注意力经济》，谢波峰等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14)这显然是无法承担之重。(18)法院进一步指出，虽然个人未必需要付费才有资格成为订户，但毕竟需要某人与某实体之间的某种承诺、关系或财务以及其他关联，现有的免费关系不足以支持这一关联。

正如2015年12月欧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数字内容提供合同部分问题的指令议案》(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ertain Aspects Concerning the Supply of the Digital Content)的前言所指出的： 在数字经济中，市场参与者经常并日益将个人数据(19)视为与金钱同等的价值。这是因为，如果给予两种支付差别对待，则将不合理地激励企业遁入以数据作为支付手段的无偿合同。

⑤在此意义上，注意力成为互联网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如果仅有免费模式，在网络用户拒绝同意其收集特定种类个人信息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一般不能拒绝交易，也应当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基本服务，并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基本保护要求。

通过将违约触发事由写入，一旦算法识别出有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就可以自动给出警示，甚至要求违约方直接划转违约金，从而大幅降低了监督成本和救济成本。(41)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0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

(44) (二)双重模式充实了用户同意原则 个别付费模式不但直接给付费用户提供了高标准的个人信息保护，而且，通过告知用户存在付费选择权，还充实了同意原则，从而间接保护了所有的消费者。②[美]卡尔·夏皮罗、[美]哈尔·瓦里安：《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张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在上述国际组织的努力下，各国亦通过国内法的形式赋予用户更多自主性权利。为了避免歧视选择普遍免费模式的人群，我们首先应为之提供基础性保障，在合法、正当、必要的范围内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并保证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

尽管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法学，皆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但正如行为经济学所洞见的：人之理性其实非常有限。(55)杨东：《链金有法：区块链商业实践与法律指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5页。

美国学者Arthur D.Little预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准备支付更高的隐私费用。用户数量的扩大和信任关系的巩固，使得网络服务提供者成为最后的受益者。

不唯如是，通过观察用户对模式的选择，网络服务提供者将个人信息迟钝者和个人信息敏感者区分开来，对于前者，提供标准化保障，对于后者，则采取个性化的个人信息保护策略。(36)Helen F.Nissenbaum,Privacy as Contextual Integrity,79(1)Washington Law Review 119(2004). (37)See Jonathan Zittrain,What the Publisher Can Teach the Patient: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rivacy in an Era of Trusted Privication,52 Stanford Law Review 1201,1201-1250(2000). (38)个人信息保护课题组：《个人信息保护国际比较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